李培根在剑桥大学演讲：今天的中国呼唤理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
导言：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受邀在英国剑桥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呼唤理性”的演讲。
李培根院士，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05—2014），现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机械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文据李培根现场演讲实录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并经本人审定。
演讲 | 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
责编 | 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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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在剑桥跟诸位剑桥的高材生们交流，我感到很高兴。
当得知我能够在这里做一场演讲的时候，我在想讲什么内容，考虑大家总归还是会关心国内很多事情，如祖国的发展，工业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也会有人关心教育以及其他等等内容。但是，我发现国内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现在国内方方面面的事情似乎缺少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理性。所以，我就决定选择这么一个话题：《呼唤理性》。
最近几年国内非理性的声音在变大，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这些声音存在于方方面面，可以说充斥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间乃至于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与南海有关的一些言论。这些非理性的声音当然不代表政府、不代表官方的观点，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变大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觉得海外的华人学子也需要去关注这一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理性。
人们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中似乎更强调理性，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讲，“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和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理性。启蒙运动时期就更强调理性。康德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里关键是什么？是理性，以及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讲到西方理性，我们学校（编者注：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位哲学家叫邓晓芒，他对德国的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哲学有非常深的研究。 他说到西方理性的内涵，主要是两大原则。一是逻各斯原则，强调逻辑的规范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这点的确欠缺一些，为什么咱们自然科学落后，肯定和这点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强调自由意志的超越。仔细想想这两大原则其实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点理性没有，但理性表现不足应是事实。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人甚至称其为“现代化之父”，可见他对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非常有贡献的。他曾做过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他在比较儒教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后讲到，他不否认儒家伦理也包含一些理性的因素，但主要是强调世人的生活之道，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体会。韦伯认为，儒教尽管包含了理性主义的因素，但还是很难摆脱传统的束缚，缺乏进步和发展。对此，我们国内也有人批评，说他有些说法不太严密，这点我也相信。
有人（编者注：何爱国）比较东方的理性主义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尤其是新教的理性主义后，谈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东方的理性主义主要强调“理性的适应”，即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我觉得说得还是有道理的。几千年来，中国多数读书人的行为似乎都是如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西方理性对社会强调的是“理性的征服”，始终和社会保持一种紧张状态——就是对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想一想理性的这两种形式，“征服”和“适应”，显然“理性的征服”总体来讲对推动社会进步更有意义。
下面回到今天的中国社会，首先从“中国梦”讲起。今天这个时代， 中国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关注“中国梦”。但我发现，在解读“中国梦”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是很理性。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是很理性的，大家看一看他讲的：“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在强调什么呢？强调每个老百姓的梦。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包括在主流媒体上讲话的重要人士，在解读“中国梦”的时候，主要把它说成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国家崛起的梦。不能说“中国梦”不关乎民族复兴、国家崛起，但是最重要、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每个老百姓的梦。应该是老百姓的梦在前面，其次才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这个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我觉得主流媒体上宣传的多是把这些东西给颠倒了。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先生叫朱继东，他写过一篇文章，讲 “中国梦”和“美国梦”有七大方面的差异，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第三个差异——根本价值观不同。他认为“美国梦”是强调个人价值，体现的是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梦”强调什么呢？集体主义。这个好像令我们很自豪。的的确确，我们有很多人，学者也好，老百姓也好，还是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情怀的。我这个年纪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国家好了你才好，所谓“大河不满小河干”之类的话。其实理性地想一想，这种话是有问题的。“中国梦”的理性首先表现在是老百姓的梦，所以我说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是很好的，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这才是最重要的。
回头再看看习近平 2013年6月的讲话（与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朱继东那篇文章是在习近平这一讲话之前。习近平同志强调什么？我不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他强调中国梦和美国梦实际上是相通的，我觉得总书记的这些话是非常有理性的，并非如朱继东所言“中国梦”表现出与“美国梦”在根本价值观上的区别。
再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讲也是理性的。这里头包括24个字、12个词，每一个词表现的都是好东西。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实现？实现的途径是什么，却需要中国人进行理性的思考。
说一说发展的理性。大概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在人大会上有一个发言，说的是“别把发展的道理说得太硬”。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就讲“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我认为邓小平当年讲“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太落后了。但是随着我们持续地发展了很多年， 而且后来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了“GDP是硬道理”。 近年来雾霾给中国人民一个很大的警醒。然而，保护环境这些话，包括“绿色经济” 、 “循环经济” 、 “低碳经济”等等这些话没少说，不是这几年才说的， 早就说过了，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那是软道理。我们讲优先发展教育，这些很有道理的话不是没讲，但是那些个道理，在“GDP是硬道理”的实质下都变成了软道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发展呼唤理性。
雾霾是不是罩住了中国的美丽，遮蔽了人们栖居的诗意？顺便说一下，这里讲栖居的诗意是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 “人，诗意地栖居”中的话。他讲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当然不是讲住房，而是关乎人的存在、生存。德国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引用了荷尔德林诗中的话，所以《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变得很有名。雾霾使我们的生活还有多少诗意？诗意没有了。 其实现在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理性思考。前年我退下来之后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普通的学生班。 有一次我带他们到农村去看，主要看两个内容，一是部分贫穷农民的生活状况，另外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的是高楼大厦，但实际上这里头也有问题，农民有些也有抱怨。为什么？我们自己想一想，如果这里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比较容易明白，以前乡间的池塘、菜园、猪圈等等那些东西，突然消失在水泥的森林中，乡村的美丽、栖居的诗意在哪里？我们想过没有？所以，实际上未来的城镇化，我觉得有些东西也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
一个星期前，我们来的前几天，武汉（武汉是我生活、工作的地方）大水围城。如果纯粹只是老天爷的问题的话也就罢了，但是这里头的确存在着城市建设的非理性成分。当城市建设的理性被淹没的时候，暴雨导致的城市被淹没就绝对不是稀罕的事情了。
这两幅图是武汉的沙湖，左边地图是2000年的时候，右边地图是2016年的时候。大家对比一下，面积小了许多，就是填湖所致。新华社也报道了，据说刚解放的时候，武汉的湖是127 个，目前武汉城区的湖泊有38个，减少了多少？顺带说一下，如果怪罪武汉市现在的领导，那就太不公平了。这是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结果。类似的非理性因素的例子，太多了，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近30年来中国的确发展得非常快，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不是说不愁吃、不愁穿，我们的生活就有诗意。其实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不能够仅仅是纸上的宣示，应该如何？应该让核心价值观中间的那些美丽、理性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这才是主要的。
我讲那么多，说发展的理性最关键的是什么？很简单，人的意义。发展的真正硬道理应该是基于“人的意义”的，这才是发展的理性所在。
说到发展，自然首先想到工业，我就说说工业的理性。马克斯·韦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德国社会学家，他有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以前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有野蛮的一面。我们不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对财富的贪欲是不是更甚？在整个社会中非理性的逐利表现得是不是更充分？另外，工业为满足某些人过度的欲望掠夺了多少资源，这是值得全社会去理性思考的。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值得全世界思考，只是中国的问题表现得更严重。
我们的工业为穷人、弱势群体做了多少？按道理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考虑穷人、弱势人群，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D. Light，美国几个年轻人发起的做LED的公司。但他们做的LED 光源之特别在于为穷人的照明考虑，让穷人能够用得起，要知道世界好多地方甚至连电灯都没有。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们考虑这类的事情还是少了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文明、一种理性。
工业理性当然要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对人的关怀一方面体现在对客户、对顾客的关怀，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员工的关怀。这里说一个对员工关怀的例子。在德国德累斯顿，大众在那里建了一个汽车厂。这个厂所表现出的环保、人文关怀令人惊叹。车间里可以模拟9种鸟的叫声，晚上是黄色系的灯光，据说黄色系的灯光可以避免昆虫在夜间被侵扰，真的很佩服他们能想到这一点。更有意思的，他们的车间里有剧院级的音响，专业级的乐团甚至可以在车间表演，工人可以在身旁是汽车流水线的环境里听演奏。当然，我们跟国外的确有发达程度上的差异，也不是说我们要马上学着这样做，但是对员工关怀的意识要有。只要我们的意识跟上，具体水平达不到他们的高度是没有关系的。
讲到工业理性，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善”。我这里特别把百度和谷歌拿来说一说。大家可能知道百度去年底发生了一个百度贴吧事件，今年则是魏则西事件，后来遭到很多网民的吐槽，觉得百度太不负责。
不妨比较一下百度和谷歌。这两家公司的历史差不多，谷歌成立比百度早一年，上市也是谷歌比百度早一年。我们看看今天的谷歌，我真的是由衷佩服他们，这的确是一家伟大的公司。看看他们现在在科技上对人类所做的贡献：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无人驾驶汽车，以及生命科技方面的科技成果……他们的确做了很多很超前的事情。反观我们的百度，不知道他们做出了什么惊人的事情。没有惊人的事情也没关系，但是你别做那些恶心的事情，魏则西事件就是很恶心的。
要追根溯源的话，我认为还是价值观上的问题。谷歌他们有一个“不作恶”的宣言，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当然不会有哪个公司宣言作恶，但是能够真正把不作恶、做善事这根弦始终绷紧可是不容易的。谷歌讲了，他们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放弃一些短期的利益，从长远来讲他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谷歌这方面真的是做得不错的。百度呢？ 百度的核心价值观是“简单可依赖”，所以有人说百度的价值观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
谷歌在北京的研发中心总经理曾经说过，谷歌擅长用科技手段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而且是一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够通过所谓的小快或者是微创的方式，而是敢做大事、敢做大项目。像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Loon气球这种事情，我们很少有企业家有这么大的气魄。如果只基于赢利的考虑，是断然不敢做这样的事情的。还有如美国的马斯克所从事的火箭回收，这类事不仅涉及前沿高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情怀。
由工业理性很自然地会想到技术，技术这方面也需要理性。我想到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胡塞尔，他是现象学派的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一个“生活世界”的概念，说的是本来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要基于“事实”。这个也没错，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搞科技的人容易一头扎进“事实”里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这个就有问题了。胡塞尔提醒我们的正是这点，我觉得这是对的。当技术真正致力于人的生存、作用于人的存在的时候，它是特别美丽的。所以我认为技术的理性其实就要归结到人的意义。人的意义的具体体现则是人的存在。仔细想一想，搞技术的人如果总是关注人的存在，所研发的技术或产品总能够让客户有很好的存在感，这样的技术或产品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举一个例子，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张小龙开发的微信就是如此。大家在微信里是不是可以获得很好的存在感？
我去年访问德国Bosch，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他们介绍自己的产品，令我们颇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感到很骄傲的东西是一些小东西。Bosch 有这样一句话：Technology to enhance quality of life，就是用技术改善人的生活品质，他们非常强调这个。这就是和人的生存、人的存在联系得很紧密。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包括前些时候媒体关注的中国人大量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那些东西，这恰恰说明他们那些搞工业、搞技术的人就是比我们更关注人的生存质量。这是技术理性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点欠缺的。
技术理性还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涉及技术伦理。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科学家希望破解生命的奥秘，甚至有的人想扮演上帝，像基因编辑、婴儿定制什么的。还有一位中科院研究人员预言，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会发生一些标志性的事情，比如说以后女人不要生孩子了，两性智能机器人，似乎以后人可以找机器人作为性伴侣等等。但我感觉，当机器人甚至扮演人的异性伙伴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还诗意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反正我是怀疑这种技术的意义的。
这是很严肃的话题，技术的发展的确是日新月异，越是在这种时候，胡塞尔的提醒就越不应该被忘记，就是说不能完全陷入科技所基于的事实中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如果那样的话就是非理性的。
由技术很容易联想到创新，我就说说创新的理性。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支持过于强调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现实需求。像国家重大专项，上一个五年计划中间就支持了很多，这都应该。但问题是若把一个东西推到极端，可能就是“问题”了。我们恰恰就忽略了那种超前的、 想象的需求。
不妨看看中国现在的创新状况，我们也有不少创新，但更多的是什么？我把它们叫作“增量创新”，也就是说在别人基础上有所改进。虽然这种“增量创新”也有意义，但是最伟大的创新显然不是这种。我们国家真正的引领性的东西、也就是原始创新太少。而一些超前的、想象的需求就可能引发出一些真正原始的创新、颠覆性的创新，也就是前人完全没做过的伟大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没有个人电脑的时候，微软打算推出个人电脑，他们面向的不是现实需求，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想象电脑怎么能进入家庭。还有，谷歌正在做的Loon气球等，很可能也是伟大的创新。因此，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资源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去面向超前的、想象的需求而进行创新活动。这里所揭示的理性是：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和科技工作者都不能太实用主义。
说说创新理性的另外一方面。我先举一个例子，智利有一位建筑学家叫阿拉维拉，今年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建筑界最高的奖。有意思的是他的代表性作品！看看这个——“半成品的好房子”。这在中国绝对得不到奖，他却得了世界最高的奖。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人的建筑设计水平低，其实他是很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家。“半成品的好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为穷人设计的住房。他设计的这个房子是半成品的，没有完全装修好，里面需要住户自己做一些装修，成为自己个性化的房子。
我当时看了这则消息的时候很感慨：他们这些人心中在想什么？他们关注什么？按道理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应该更关注这些，似乎又不是。阿拉维拉思考的是，怎么让建筑尽可能地远离“建筑”。这个话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什么意思？他说的前一个建筑是他自己心目中本质的建筑，是真正的美的建筑，是真正地充分考虑人的意义的建筑。这种建筑应该远离后面的那个“建筑”—— 我理解就是那种唯美主义的、为了美而美的、远离了人的意义的建筑。我觉得这种境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借用阿拉维拉的思想，是否可以说：让真正的创新远离某种“创新”！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创新理性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话题我相信大家是关注的：教育。我是这个圈子里头的人，我都不大愿意谈教育，因为说教育太沉重。我们很多人讲中国教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没说到点子上去。我有一个观点，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人被遮蔽了。何谓人被遮蔽呢？先看一看我们的教育宗旨。我从小念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一直到今天，只有细微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就是怎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也主张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不能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很简单，其实还是关乎人的意义。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理解是工具意义上的，希望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尽管说我们需要人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最高的目的应该是“人的自由发展”！只有人自由发展了，他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只有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之后他才能自由发展，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有点类似中国梦，你不能说我们国家崛起了，然后再讲个人目的。一定是个人的发展在前。所以在现在这种理念下，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至少是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了生产线上的产品。
刚才讲的关键是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说学生的自由发展。有人或许会问，这只是你的看法，有没有根据？我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孔老夫子。孔夫子曾经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坦率地讲，我也是若干年前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孔子说的是今不如昔，他觉得以前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那么现在的读书人是为了谁呢？是为了实现别人的预期和目的，为了显示给别人看。所以孔子是主张“为己之学”的，也就是说更好地成为自己。他这个思想真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遗憾的是我们把传统文化里精髓的东西扔掉了，抛弃了。
我关于教育的理性思考，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奉为经典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马克思不仅仅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样地，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恐怕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应该说，马克思主义里的确有非常丰富的人本思想。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你看，马克思强调自由自觉的活动，可我们的教育强调的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我们强调听话。
还有一个话题也和教育有关：意识形态也需要理性。我当然能够理解需要重视意识形态，这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咱们国家如果不稳定，甚至受到颠覆的话，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我说过，在大学里意识形态不能够泛化，更不能够偏执。2014年，《辽宁日报》有一个调查， 他们组织了一些人暗中到 20 多所高校去，调查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甚至抹黑中国等内容。调查报告发表后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强烈质疑、批评这种做法。我认为，其动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效果是有害的。当然，也有人为之辩护，甚至扬言要在高校拔钉子。
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这是多年前在胡锦涛时代的党中央就认识到的问题。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其实是需要我们用理性来缓解和纾化的，不能去激化。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是否宽松的主要标志。文化革命、反右等等，历史上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太多了。其实总体来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听话的。现在有一个事实上似乎成为贬义的词叫“公知”，是某些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蔑称。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是绝对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把公共知识分子整体污名化是有问题的。不排除公共知识分子中间有人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有敌视态度，但是不能当成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还是认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深爱这个国家的。当然，他们可能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要看得多一些，批评和指出问题多一些，但不能把批评都等同于抹黑。
去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有几句话讲得很好：在网上看到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做法、文革的思维。他的话是对的。其实，要实现中国梦，就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些对现实不满意、甚至常常批评政府的人中， 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绝不是敌人。总之，理性处理矛盾。
怎么看今天的中国？部分人群中的观点的确是撕裂的。还是得理性看中国。大家不妨看一看狄更斯在《双城记》前头的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把这段话用到中国也差不多。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确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实力与国际的地位在大大提升。我经历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年代，年轻的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变化的的确确是了不起的，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应该承认。尽管前面我也讲到发展中存在的非理性一面，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总体上取得的伟大成绩还是要肯定的。另外一面，如果因为许多伟大的成绩，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也不对。所谓理性地看中国，就是说成绩和问题都要正视。
共产党也表现出很大的理性，如反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毕竟自由、民主等这些东西都在核心价值观里头，并没有否定自由、民主这些在西方社会也非常强调的东西。但是在现实中又的确存在不足，即实现的途径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似乎还没有弄清楚。核心价值观是理性的，但如何让国民真正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有正确的理解，尤其是众多的领导干部对其理性真正有准确的把握，这本身也需要理性。
海外华人学子都爱国，所以还想说说理性爱国。国内有些人表现得很爱国，但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声音。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习近平和安倍会面之后，有网民羞辱安倍，说安倍“不远千里来丢人”。我也不喜欢安倍，但那样说有意思吗？不光羞辱安倍，对奥巴马也一样。说奥巴马成了典型的跛脚鸭总统，聊度余下700天的白宫岁月；说习近平总书记上台700天，APEC 舞台上以天朝大国姿态接见各国领导人来京。我可以想象某些“爱国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痛快。虽然此类言论完全只是某些网民所为，丝毫不代表官方，但我们需要警惕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在民间蔓延。
社会中也有很著名的人士，其言论却颇令人费解。比如其中一位在7月12号的言论，即针对美国最近在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的事，是这么说的：“中国应效仿当初美国对待前苏联的方式，即：在朝鲜半岛划立红线，并宣布一旦美国装有萨德系统的飞机或船只驶入红线范围，中国就会坚决将其击沉！并且还将同时把美国布置在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一并摧毁，寸瓦不留。”我也强烈反对美国部署萨德，但我完全没有他那个豪气。不得不佩服他的豪气啊！
我们的“爱国者”很多。台湾大选前，一位少将王洪光说，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正在成熟，地动山摇是怎么回事，岛内民众不亲自体验一下是不会觉悟的。我不知道台湾的同胞们看了这个话是什么感受，我看了都觉得蛮吓人的。还说，没有“九二共识”的蔡英文一旦上台，绝没有什么听其言、观其行的缓冲期。整个的意思是什么？马上解放台湾，也不多评论了，只是不知道他的言论为蔡英文拉了多少选票！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人的理性之要。讲了这么半天，谈到发展的理性、工业理性、技术的、创新的、教育的理性等等，人的理性之要是什么？我认为是独立精神。
这里说一说日本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跟张之洞是同时代的，比张之洞大三岁。不同的是福泽没做过官，就是平民一个。大家看一万日元（相当于一百元人民币）上的头像就是福泽谕吉，可见福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很有意思的是，福泽跟张之洞两个人都有一本同名的书，叫《劝学篇》。福泽的书中强调“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先有国家独立，然后才是我们个人的独立。也跟我前面讲的对中国梦的理解差不多，就是强调每个人的独立。张之洞强调什么？“人人与国为体”，呼吁“同心” 、“教忠” 、“明纲”。同心就是与朝廷同心。的确，张之洞跟福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福泽实际上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张之洞强调的还是儒家那一套。
陈寅恪是非常强调独立精神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节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独立精神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独立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可能因为以前几十年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中存在一个很大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缺乏独立的人格，包括某些大知识分子。如果在读书人身上普遍存在依附人格，这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现在大学中很强调意识形态教育。我有一个观点，至少意识形态不应该突破基本的人格底线。现在有些学校动员一些学生在网络上监督言论。如果是违法的言论，那当然应该监督，但如果不违法、只是不符合主流的观点，通过监控封杀，我不太赞成。还有的人去告密，这实在是不应该的。鼓励、放纵此类行为真的是对学生的毒害。令我感到很高兴的是去年元月份《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好文章，我当时很兴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强调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这条底线在大学里首先应该明确、清晰起来。
我们社会中还有一个非理性的重要表现就是犬儒主义：对公民行动缺少热情，对社会很多事情都不关心，袖手旁观。其实一些人能看到很多问题，不是没看到，但就是采取犬儒主义的方式。“不能够表达良心，人便渐渐变得了没有良心，在有的环境里，良心被降低到了不能够活跃的状态。许多人碰到与善恶、是非有关的事情不敢管，也不愿管，甚至连议论都不敢或懒得麻烦，他们独自躲在一旁，失去了彼此的道德联系。” “当大多数人从怀疑转变为否定和拒绝良心的时候，社会便陷入了犬儒主义。”（徐贲：《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
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呼唤理性。我的视野有限，国家诸多大事、生活中众多小事，都需要理性，绝大部分我都没谈到。但讲这么一点点，希望引发更多的人思考。海外的学人尤其要有责任，不管你今后在哪里，哪怕你在国外定居，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份责任去关注祖国的事情。
这里引用萧伯纳的一段话：“我相信大学代表着未来和过去…大学代表着热战中被忘却的东西，代表着匆忙的日常生活中被放到一边的东西，代表着我们应该而没有思考的目标，代表着我们不愿面对的现实和我们缺乏勇气去提出的问题。”
“在一个充斥着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年代，大学必须高扬启蒙主义的大旗。在一个家庭分裂、信仰萎缩和道德衰败的社会里，我们的国家极力希望一个新的社会模型的建立，它拥有知识和善良、批判和关爱、怀疑而坚定。这将极大满足我们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弗兰克·H.T.·罗德 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这可是一个美国人针对美国社会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拿来问问我们自己。
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需要呼唤理性。实际上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能够找到理性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思想更是富有理性，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理性的，在西方的一些启蒙思想家那里也可以找到理性。应该在理性中寻找我们的道德良心，在理性中寻找我们被忘却的责任，在理性中去寻求共识，也希望让理性伴随着我们自己成长，也让理性使我们通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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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部分问答：
►提问1：是公民自发地产生这种理性思想，还是说通过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去推广这种思想？
李培根：大家都有责任。首先我们自己有责任，理性不是一定要靠学校老师在课堂上面去讲，当然教育确有责任。由于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我们教育中的确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有时候甚至一个校长也很难去改变某些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自己都有责任，需要我们自己独立思考。有人讲中国还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启蒙，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但是有一些人批判说，是有些公共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地要启蒙老百姓，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启蒙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我们自己来启蒙自己，不是说由少数几个思想家来启蒙大众，首先是我们自己要觉悟。对于我们年轻的学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更有责任去启蒙自己，更有责任去独立思考， 其实就是通过自己的理性思维而达到启蒙。
►提问2：现在高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发表论文就是硬道理，搞好教学可能就是软道理。另外，高校教师的自由度似乎变小了，你觉得什么时候这些情况能有所改观，使我们能看到希望。
李培根：现在已经有所改观，绝大多数大学校长都能意识到教学的重要性。个人的作用都是渺小的，一个校长也很难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尽管个人作用很渺小，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尽可能地以某种形式有自己的表达。哪怕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不能够完全地做到自由表达（我也没有完全做到自由表达），但是至少不要做一些非理性的事，不要说那些非理性的话。哪怕某种理性的声音你不敢说出来的时候，非理性的话至少可以不说。每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做起，我们自己都有一份责任。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时代还是在不断进步的，共产党也在不断地改善自己，这一点我抱有信心、抱有希望。
►提问3：网上会有很多非理性的言论，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大学生或者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这个群体，您认为在他们获取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是否还应该对一些可能并不完全了解的事情发表一些自认为是理性、而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言论？
李培根：限于自己了解的事情真相的程度，限于自己的视野，限于自己的知识背景等等，导致自己有些看法不正确甚至非理性，这个不奇怪，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非常理性的。问题是，尤其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自己要有独立的判断，我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不是对真相清楚了，这是正确判断的前提。另外，不要让自己不知不觉地依附在别人的权威里，完全受人役使。始终要清醒地使自己能有独立的思考，具有独立的人格。
还有一个，要尊重别人的表达，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网上有些言论看着都难受，非常没有理性，缺乏起码的对别人的尊重，这一点是需要年轻人把握的。
►提问4：当我们在探讨理性与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中国的制度和西方制度相比较，某一些可能完善一点，另一边可能不那么完善。从长远讲，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趋于大同的情况，就是说向人类的本性趋同，而不是说限制于某种社会形态。
李培根：坦率地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有些东西会慢慢地趋同的，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讲民主，西方民主也有很多问题。中国有一些人说你看西方民主不是问题很大吗？所以民主不能当饭吃，当然不能当饭吃！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民主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西方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可能太多了，中国的民主也存在问题，就是民主太少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我们要认识到不能够因为西方民主存在问题，我们就说中国不需要民主。对于西方来讲，不能说因为中国民主太少了，应该像他们一样，那也不行。其实我相信有朝一日，东方民主、西方民主慢慢地就会更趋同，要过多少年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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